中国要不要自主创新？
要不要进行科技规划？
既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政府有必要大包大揽吗？
在新一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即将制订时，
这些问题非常有必要厘清。
近日，科技部副部长李萌主持召开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总体研究板块启动会。来自于各部门、地方、行业、高校、科研院所及重点企业的与会专家计60余人，科技部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司长许倞介绍了此次中长期规划编制总体考虑。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介绍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总体思路研究和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目标指标研究两个专题的初步考虑。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赵志耘介绍了全球科技创新趋势研判及潜在风险防范策略研究专题的初步考虑。三个专题分别组织了参与专家的研讨会。
李萌副部长在讲话中强调，这三个专题属于综合性研究，做好了对规划成功编制意义很大、至关重要，希望在座专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来完成这次研究工作，提高战略研究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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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
要围绕新时代、新阶段、新要求，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贯穿到战略研究和规划制定的全过程，作为规划的指导思想，这是规划的灵魂和指引。
二要
“看得远、看得深、看得准”，远即着眼于中长期，具备前瞻性眼光；深即挖掘深层次内容，揭示科学、技术、创新的规律；准即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研究设立的目标指标要切实可行。
三要
明确大方向、提出大问题、设立大指标。围绕科技强国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要求，体现对“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支撑引领作用，使中国科技发展符合“三个面向”的大方向。
四要
“出思想、出思路、出题目”，研究成果对规划编制工作起到引领作用。
五要
对标国际科技强国，加强比较研究。
科技发展战略、科技规划或计划
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中
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嫦娥奔月、天宫遨游、蛟龙入海……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一项项重大科技成就背后
与党和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
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这份凝聚了众多科技工作者智慧心血、激发了无数一线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潜力的文件，
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下一个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紧锣密鼓谋划的当下
回望来路
意义重大
2019年1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如潮掌声之中，在万众瞩目之下，习近平总书记向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获奖者颁发奖章、证书，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这紧紧的一握背后，是习近平总书记浓厚的科技情怀，伟大的强国梦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科技创新发表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重要讲话——“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一系列重要讲话，激发了更多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热情，为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加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力” “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既是对当前科技创新工作的殷切期盼，也是科技界工作者的强烈共识。
然而，在本世纪初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时，在自主创新、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创新体系建设等重大观念上，还存在明显分歧，争论之激烈，超出想象。有业内权威专家表示，如果没有12年前《规划纲要》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形成正确共识，我国的自主创新之路，可能更为艰难、坎坷。
在《规划纲要》战略研讨期间，来自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相关人士充分发表意见，观点交锋异常激烈。
观点交锋主要集中在哪几个方面？
一、要不要自主创新？
当年，
对于要不要自主创新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是必须的，
有人认为表述欠妥，
甚至还有反对的声音。
2003年6月23日，北京京西宾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论坛上，有人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以及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华直接投资，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弥补“比较劣势”，实现产业向中国转移。未来1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一定要有自己的科技创新，比较优势仍然可以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30年。
观点一经抛出，就引起了会场的阵阵骚动，讨论声此起彼伏。
时任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的梅永红，对围绕自主创新发生的激烈争辩也是印象深刻。他说，争论主要集中在是继续“以市场换技术”还是“自主创新”上，在规划制定之初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相当一部分人支持买技术、换技术的观点。
客观地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技术引进的策略，使我国许多领域的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国际产业产能向中国转移，使我国成为了“世界车间”，这为一些人所赞同的技术引进策略提供了样本支持。因此，有人担心，提倡自主创新，容易让人误解为就是自己搞创新、关门搞创新，将会封闭发展，应该用跨国企业搞的“开放/开源创新”来替代自主创新方针。
实际上，当时一些专家主张的自主创新，是指在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包含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三个方面指向不同又紧密联系，可以包容各类创新主体的策略需要。这一点是单纯企业层面的“开放/开源创新”所涵盖不了的。
专家认为，完全依靠引进技术和境外直接投资对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的作用非常微弱。许多企业的技术引进属于成套设备引进，并未开展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深陷“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泥潭难以自拔。特别是我国的能源、电力、采矿、钢铁、纺织、化工等制造企业，在经历了几轮技术引进后，自身没有形成技术开发能力，导致我国经济建设和高技术产业所需的许多关键装备受制于人，如数控机床、光纤制造设备、集成电路等。市场换技术，最终换来的是“路径依赖”。显然，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了技术创新能力。
实际上，跨国公司不仅不卖核心技术，有时还会打压中国企业掌握核心技术。以程控交换机为例，我国刚开始从法国、比利时引进时，每线是480美元。当中方自主研发成功后，外企便把价格迅速下调，最后降到每线1美元，想借此将中方创新扼杀在摇篮里。从480美元到1美元，核心技术带来了超额垄断利润。没有这种创新能力，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和成本将大不一样。
二、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吗？
在《规划纲要》的战略研讨期间，
专家提出“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观点时，
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
反对者旗帜鲜明地亮出观点：我国企业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主要体现在企业不具有研发能力。在大中型企业中，只有25%的企业拥有研发机构，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到1%；75%的企业没有专职人员从事研发活动，35%的企业没有研发活动。我国企业创造的知识产权也很少，在2003年度国家科技奖励的153个通用项目中，企业独立完成的只占11项。因此，技术创新还是要依靠科研机构和大学。
时任科技部部长、国家科技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徐冠华坦言，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我是搞科研出身的，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一直做科学研究。那时候我们总认为，多出成果，多出论文，多获奖，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很少考虑市场对技术创新的要求。”
为什么要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多年的经验证明，科研机构的研究开发活动，存在着单纯的技术导向倾向，注重技术参数、指标的先进性，但对市场需求和规律缺乏把握，其成果往往不具有市场竞争力。实际上，技术创新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过程，它是技术、管理、金融、市场等各方面创新的有机结合。说白了，技术创新就是将技术和创意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进而产生市场价值的过程。
近百年世界产业发展的历史表明，企业竞争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体现。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有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来自于重大的技术发明。电话出自贝尔，规模化汽车制造出自福特，飞机出自波音和空客，计算机领域的革命性技术分别出自IBM、英特尔和微软等。资料显示，在发达国家，90%的跨国公司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战略的主体内容，80%建立了研发中心，大多数科技型企业至少把销售额的5%投入研究开发当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实践也证明，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当年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CDMA的研发就很典型。那些年，国家已向相关研究院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研发CDMA，但却一直没有成功。最后，是大唐、华为、中兴等企业联合国外一些企业开发出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广泛共识，是多年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与科技关系问题认识的一个重大飞跃。
三、要不要搞科技规划？
“针对《规划纲要》制定，反对的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科学探索是无法预知的，不可能规划；二是我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科技如何发展？市场会根据需要做出选择，无需规划。”时任科技部调研室副主任的胥和平回忆说。
赞同者则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竞争实力。
张劲夫、朱光亚、李光斗等科技界前辈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关注《规划纲要》的制定。他们用自己参与和实施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12年规划”）说明科技规划的重要性。当年的“12年规划”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国防实力的提高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2003年初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专程拜访张劲夫，征求他对制定《规划纲要》的建议。张劲夫再三叮嘱，一定要站在战略的制高点上规划未来。
胥和平介绍说，即使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没有科技规划。各国尽管在历史文化、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大多会以各种形式制定科技发展战略规划。上个世纪，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国家纳米技术计划和氢能研发计划，都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科技、军事实力，并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琦岩表示，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一份好的规划能够明确问题和挑战，引导共识和预期，识别发展机遇，优化资源配置，是政府为市场、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的最好服务之一。对于具有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来说，规划显得尤其重要。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对那些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域进行重点支持，使其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
在编制《规划纲要》时，与会者一致认为，绝不能让《规划纲要》成为“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摆设，而是要发挥举旗定向的作用，引领新世纪前20年中国的科技发展。现在看来，这份《规划纲要》基本兑现了初衷，进入了成果收割季。
